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加强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清前沿技术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又要把握技术多路径演进规律，着力提升对前沿技术的战略预判能力，在方向选择、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上提高科学性、有效性。

深刻理解战略预判的要义

科学发现提供新原理、揭示新规律，技术创新则需要把科学发现转化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当同一种科学原理进入工程实现阶段，由于受到材料、工艺、成本、基础设施以及使用环境等各种条件约束，可能形成不同的技术方案，而同一种产业需求也可能由不同技术组合加以满足。这种从科学原理到技术方案的分化，是前沿技术发展通常呈现为多路线探索、演进的重要原因。

技术演进并非简单的直线过程。一般来说，技术生命周期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即技术在发展初期，性能改善较慢，随着知识积累和工程经验增加，技术性能进入较快提升阶段，而接近既有技术边界后，其改进空间又会逐步收窄。在此过程中，新的科学原理、材料工艺以及系统架构都有可能打开新的技术空间，这使得原有技术轨道出现分岔。因而，技术进步既表现为沿着既定轨道的持续改进，也包括不同技术范式之间的竞争与转换。当前我国高度重视的未来产业恰恰处在新技术范式孕育形成的阶段，主导技术体系尚未完全确立，多条技术路线同时探索具有客观必然性。例如，作为数字生命研究的支撑技术，脑机接口领域已形成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多条技术路线并进的发展格局。

哪一条技术路线能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不完全由实验室指标决定。某一技术一旦通过规模化应用取得先发优势，围绕其形成的生产设备、技术标准、专业人才、供应体系和用户基础就会相互支撑，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会进一步强化这一技术路线，形成路径依赖甚至锁定。由此看，既不能把短期的技术领先简单等同于长期的产业优势，也不能在信息不足时过早把资源集中到单一路线。作出战略预判的要义，是在国家战略目标相对明确、具体技术路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不同技术路线的发展潜力、成熟程度、支撑条件和转换风险作出持续动态判断，并根据新的科研进展和产业实践及时调整。

可见，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归根到底是提高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进行决策的能力。战略预判不是预测哪项技术一定能成功，也不是编制一份长期不变的技术目录，而是在不确定条件下更好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节奏。即哪些领域关系长远发展，需提前布局；哪些技术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应保留更多可能性；哪些路线已进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通过真实场景比较性能和成本；哪些技术逐步成熟，可以更多交由市场选择。通过战略预判，把技术发展阶段看清楚，才能有效提高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

技术预测预见关系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技术变化快，从基础研究形成突破到应用技术开发、工程化验证，再到产品定型和规模化应用，需要跨越多个阶段。技术在不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早期探索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原理能否成立、技术能否实现，进入工程化阶段后需解决技术可靠性、成本以及配套问题，走向产业化后则要接受市场需求、商业模式和竞争规则的检验。在此背景下，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就非常重要，能够把技术所处发展阶段和政策作用方式结合起来，避免用同一种政策支持不同成熟程度的技术。

这有助于把握未来产业布局的时机。布局过晚，可能错过基础能力积累和产业规则形成的重要阶段；布局过早、投入过度，又可能在技术尚未被充分验证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建设。特别是在未来产业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对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条件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各地围绕相似领域重复布局。真正有价值的多路线探索，是不同技术原理、不同工程方案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相同技术路线在不同地区的简单复制。

这有助于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前沿技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和较强知识外溢等特征，一些重大科研设施、基础共性技术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单一企业往往缺乏独立承担的能力和动力，需要国家保持战略投入。但进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和市场应用后，技术路线的优劣就越来越取决于成本、质量、可靠性和用户选择。进行战略预判的重要价值，也体现为既能使有限资源可以支持技术的长期积累，又能通过竞争发现更有效的技术方案。

这有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沿技术的战略价值不能只看论文、专利和实验室指标，还要看能否形成稳定的工程能力和产业能力。需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只有把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和产业用户的判断结合起来，才能及时发现一项技术从“可行”走向“可用”、从“可用”走向“好用”所面临的真实约束。

找准不同阶段政策需求

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创新规划、重大任务部署和前沿技术预测预见相关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开展重大非共识项目试点，开辟专门渠道遴选和资助意义重大、争议性大、风险性高的原创性、颠覆性研究工作。这些都说明，对于前沿技术领域，既要形成方向性判断，也要为其他技术路线的研究保留探索空间。

技术发展在不同阶段对政策的需求并不相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实践表明，在技术形成早期，政策重点应更多放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共性能力建设上；关键技术逐步突破后，需通过中试验证和应用场景帮助技术发现问题、加快迭代；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则应更多依靠公平竞争形成优胜劣汰，同时完善标准、监管和市场环境。智能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过程表明，研发支持、示范应用和产业规制等政策工具并非彼此割裂，而是随着技术成熟度变化转换侧重点。需要通过战略预判识别这种阶段性变化，更好服务政策决策。

当前，尤其要防止前沿技术预测预见静态化。制定技术清单有助于集中研究力量，但清单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对技术发展的认识，不等于对未来结果作出确定判断。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原来处于优势的技术路线可能遭遇新的约束，原来并不突出的方案也可能因关键环节突破而快速推进。如果项目进入清单后长期固化，就容易形成政策资源围绕既有路径自我强化，削弱发现新路径的能力。因此，技术预测预见应当保持开放性，需完善持续跟踪、阶段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对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基础性和外溢性强、投资周期长的技术方向，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为企业利用重大科研设施和开展中试验证提供条件。战略预判主要解决方向性、基础性和公共性问题，为多个具备可能性的技术路线提供探索条件，而不是提前代替科研主体和经营主体作出具体技术选择。

对于技术方案较多、产业需求较为明确、能够通过产品和服务比较优劣的领域，需更多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和市场发现功能。企业最接近生产现场和用户需求，能够判断技术是否可靠、成本能否下降、商业模式能否成立。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提供了丰富应用场景，应通过公平开放场景、畅通要素流动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让不同技术路线在真实需求中接受检验。

用好“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合力，还需与技术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技术越靠近基础研究、越具有共性能力，政府就越需要承担长期投入和组织协调责任；技术越接近产品化和规模化应用，市场选择和企业决策越需发挥更大作用。国家支持的重大技术方向，应允许不同科研团队和企业提出不同实现方案；主要依靠市场探索的技术，也需要政府提供基础制度、公共平台和公平竞争环境。在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二选一，而是要根据技术成熟度、战略重要性等调整两者的作用方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