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又红，北京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特级教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获得者，全国地球奖获得者，全国十佳科技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在环境科普的青少年教育领域辛勤工作了三十多年，曾获得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北京市劳模等称号， 是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专家，中国科协青少年部专家，中国青少年辅导员协会理事，北京市特级教师. 出版科技及环保书籍3O多套，共600多万字，辅导学生，5O多项获全国奖，8项获国际奖。
三十载酸甜苦辣科普环保路
记者：从2017年5月30日开始，我国把每年的5月30日设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从2016年到现在的两年来，尤其是在国家习近平把科普工作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后，请你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你觉得现在做科普，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周又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变化的，从起步到现在，我已经在青少年科普环保教育领域奋斗了30多年，切身感受到了科普领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2017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政府拨60万元环境教育专项款给我所在的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专门做北京市环境教育的系列活动，这种机会以前可没有过。
所以，我觉得科普领域近三年的最大变化，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点，框架设计特别充分。所谓的框架设计，就是现在的领导层面，能够对科普有一个整体的大形势、大方向的设计，而且这种框架设计能从我们的基层看到，比如说国家层面的设计，北京市层面的设计，包括我自己所在的这个区级的设计都有。
过去我们搞科普是“小打小闹”的时候居多，就是教师个人想搞，就去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已经有了针对性的上层顶端设计。因为任何事情往往先是下面的志愿者有了热情，形成了一定的氛围以后，才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在这个时候，只要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种国家层面的框架设计，有了明确的大方向，事情的发展才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和变化。
第二点，是基层的适应性强。所谓的基层适应性，就是每一种大框架的高端设计，一定要通过基层去完成它。基层就包括我所在的一个小单位，我所在的区，以及这些落实这件事的人，因为有了指导方向，有了纲领，他们都有很好的意识了，很多人都会很清晰地来做一件事，所以它的适应性又很强。
那么，应该怎么去适应呢？比如说，过去上级下达了一个命令以后，可能由于方向性不很明确，很笼统地说了一件事，那么底下的人可做，可不做。但是，如果上级的框架已经很直接了，那么他就得适应这样的框架，必须做起来。然后，他也会对周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不归他管的，但他觉得很重要，他也会去做。这个是很明显的，由于北京市政府重视了，北京市教委重视了，我所在的单位就有了一个环境教育的系列赛事，原来这种事情从没有发生过。
我从1985年开始正式做科普环保工作，都是我们在这里推动，反正挺累的，做了好多年，如果没有顶层的设计，基层恐怕还是这样的。结果，北京市教委的设计下来以后，我们单位配合，就跟着走了，基层都愿意跟着已经有了很明确的顶端设计走，比如说它有一个不同阶段的设计，底下基层就会根据这个框架，很适应地去做，而且都做的挺开心的，也很有成果。2016年以后，我就明显的有这种感觉了，2017年也在做，2018年是第二次启动，现在就觉得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国家政策现在这样好，所以我很激动，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一线老师的积极性高涨。其实，开展科普活动最苦的可能就是一线老师，本来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现在突然他又多了一个这样的科学、环保活动，这样他还是很累的。从经济方面去考虑，因为我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应该有更多的劳动报酬。但是，学校现在实行的都是大包干制，就是你们学校就这么多经费，你干更多的工作，也不能够从经济上体现出来。
科普任务越多，他要干的任务也相应越多，工作量肯定也越大，等于就是不断地在加任务，所以我挺心疼老师们的，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跟过去还不太一样，过去还有个加班费。现在都没有了。你再干到夜里12点，也是没有任何补偿和报酬的，可能有些人不在乎，但毕竟老师还是要顾家的。但是，我认识的一批一线老师，并没有计较这些利益得失，只要对孩子好，该做的全做了，所以获得的成果也就非常多。
尽管如此，但对于国家的大方向来讲，实际上肯定还是利大于弊的，还会有一些热心人在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地去做。
记者：在这方面，你可以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谈谈吗？
周又红：我是1985年才正式做环境教育教师和科学教师的。当时全国也没有大范围地提环保问题。环保局刚成立没几年，环境教育做的也不多。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到底负责什么工作？环境保护，什么是环保？领导说，，这里有个首钢，感觉脏得特别厉害，这里还有一个环保局，你实在不知道什么是环保，就去环保局问问。不知道什么是科技，就去科协问问。今天看来，这个领导还是挺清楚的，他指的路子很对。于是，我就赶紧去环保局，跟着工程师一个一个屋子转，看他们都在干什么，这才明白了。
由于我认识到了环境保护很重要，希望尽快为青少年成立环保小组，开展一些环保活动。但因为初来乍到，谁都不认识，我到学校门口说，我要给你们成立环保小组，不要钱，学校感到很奇怪，他们完全不知道我的想法。他们说我们每星期都大扫除，我们每个学生都搞卫生，我们不需要你来教我们搞卫生，害的我走了七八个学校，竟然没有一所学校让我进去。受到这么多挫折后，当时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其实，细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走到今天，其实就是当年的自己凭着对科普环保的一腔热情，说实话当时我的思路也不是很清楚，学校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当然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我就进不去。其实，越是这样就越应当进去，但是到底怎样才能进去呢？
后来，我突然想了一招，我在大学是学化学的，当过3年中学的化学老师。我利用化学知识准备了十几个化学实验，放在一个小筐子里，这些实验都是跟环保有关的。例如我用pH试纸制作出好多花，然后拿一个放有酸性或碱性液体的小喷雾器喷花，用花变色的现象来说明酸雨问题。
这样，我再次来到学校说明，我是区科技馆派来给你们表演化学实验的老师，不收费。学校觉得化学实验不错呀，他们很需要，就这样我终于进到学校里面了，开始给学生表演实验，学校老师也跟着听。终于他们发现既有实验，又有环保知识，觉得挺好的，原来这就是环境教育，原来环保小组做的是这样的工作。他们终于明白了，也就同意我为他们成立环保小组。我那天的收获特别大，一共成立了四个小组，我的第一批环保小组就这么建起来了。
在学校问题解决后，家长问题又来了。一个学生跟着我做了一个很辛苦的调查，24小时在什刹海进行水质调查（现在想想，觉得当年自己还是挺勇敢的）。我们看到后海有好多的酒吧，我们想调查哪个酒吧会排放污水，会对环境破坏得比较厉害，学生们都跃跃欲试，积极性很高。但是这个孩子的家长觉得活动不好，一定会耽误他们家孩子的学习，死活不让孩子参加活动，我没办法说服家长，我就只好让他退出了小组，我当时特别郁闷，心里很不服气，我认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是对的，我引导孩子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引导他们用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身边的事情，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但是，无论我说什么，那个孩子的家长也听不懂，我只能退让。
等到我估计他已经完成高考了，我就给他打电话，不接；我给他发短信，不理；给他发邮件，也不回，整个人就失踪了。直到一年后的一个夜里，我在网上写东西，突然来了个邮件，就是这个学生发来的。那个邮件写得特别感人。他说虽然他一年半的时间没参加我们的环保小组活动，但他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十分生气的家长给他报了一大堆的辅导班，他也没去。
在邮件里，他说：“我一直在用您教给我的研究性学习方法研究高考，我用了半年时间对全国各地的高考题进行分析，研究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怎样出题？想达到什么效果？等。后半年，我开始做相关的高考题，发现一通百通，十分容易。最后，再次参加高考，我的分数提高了200多分。”他说，特别感谢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能遇到像我这样的老师，教他们研究自己身边的问题，科学地看待环境问题，让他们眼界大开。而补习班和当时的学校，没有教他这样的学习方法。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它让我明白，我的科普环保的教育思路是对的，符合教育原则，孩子、学校都认可，最终家长也认可了。那个我当时没有说服的家长还笑眯眯的找到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感谢我对他家孩子的帮助。
相比之下，现在的环境教育和科技教育的形势非常好，国家重视、人们关注、政策规范，资金雄厚，我们应当更努力地去做事，让更多的孩子们喜欢学科学、用科学，让科技、环保、科学研究更加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