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春，博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主要从事行星科学研究，是行星科学家、科普作家。他热爱科学传播，2004年开始从事科普创作，撰写了200多篇科普文章，参与编写以及主编了几本科普书；在科普讲座方面，面向社会做了100多场科普报告，对象从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等青少年，再到公务员和普通公众；在音频节目方面，经常性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科普节目，也参与了科学队长音频产品研发；在视频方面，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加油向未来》、经济频道《未来架构师》、辽宁卫视《奇幻科学城》等科普节目的录制。特别是与腾讯原创合作，推出了“人类移民火星”的萨根演讲，广受好评，网络点击量突破两千万；还与中国科技馆合作，参与了儿童科普剧《皮皮的火星梦》的创作，友情出演并创作了“我家住在太阳系”的主题歌。此外，还组织青年科学家，参与编写小学《科学》教材，在一些报纸杂志开设专栏，并与传媒公司合作，制作火星、月球、深空探测的科普视频。
在短短的几年间，郑永春博士接触的科普对象越来越多样化，接触的科普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参与合作的科普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这一方面得益于科学家作为科普源头的优势和科学家身份；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在与媒体、展馆、学校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中，心态比较开放，愿意接受各种新的科普形式和合作，因此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科普机会，科普创作的道路也就越走越宽广。
科普考核亟需改进
记 者：在中国，国民科普素养的普及和提高，它的难度究竟在哪里？
郑永春：我的体会，第一就是我们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系统长期没有开科学课，在众多教育专家的呼吁下，从2017年秋季开始，才从小学一年级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设科学课。所以，在学校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的学生没有接受到系统的科学训练，那么他们到大学，到研究生阶段，再来着手对他们进行训练，就已经晚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觉得很难解释，所以这方面的短板是很明显的。
另外一方面，从科学的供给上面，长期以来，在科研界或者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观点，觉得科学家就应该待在实验室里面，应该埋起头来刻苦钻研，两耳不闻窗外事才对，就应该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里的陈景润那样，我们媒体所塑造的科学家也都是这样的。但是，你恰恰会发现，我们社会最缺的，其实就是能够使科技跟社会深度融合的人。
科技越发展，我们越需要与社会来进行对话和融合，让科学能够发挥作用。科普的源头应该是科学家的科研工作，所以科研工作者应该是源头，但这个群体其实长期缺位于我们国家的科学普及工作，甚至基本上是整体性的缺位。我们虽然有一支科普大军，但更多的是在科普执行层面。这样的话，从源头上我们就缺少了源源不断的新科学发现，缺少了一些更高端的新科普素材，或者说科普能力的建设。
其次，接受层面上，在中小学阶段的教育上，我们就会发现，科普教育这个短板是很明显的。此外，科普教育在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上，也非常不均匀，东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对来说已经不错了，但在更广大的国土上，科学教育相对来说，还是非常落后的。
我国的大学大概是从1998年左右开始全面扩招的，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那一批大学生的孩子也已经开始上小学了，所以社会整体上对科学的追求会越来越迫切，他们对科技的认同也会越来越深刻。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科学已经越来越走向大众了，好像这氛围确实已经好起来了。
与前几年相比，不重视科普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很多，像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我是很异类的。我觉得，中国改变得非常快，比美国，或其他哪个国家都快。尤其最近两三年的变化非常快，至少我深入其中，感受很明显，一大堆与科技前沿知识有关的东西都出来了，过去人们对知识付费还是很不理解的，觉得知识就是在网上随便看的，哪有什么要付费的东西。现在，知识付费却变成了一种潮流，“逻辑思维”、《财经周刊》的文章都是要花钱的。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了，非常好。只有这样，才会有持续的高质量的科普内容，才会形成一种产业模式。
记 者：刚才是从纵向上来谈的，那么从横向上，与国外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人的科学素养，现在的这个现状如何呢？
郑永春：据科协的科学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的全民科学素养是6.2%，到2020年要达到10%。2015年是6.2%，这是全国整体的平均数据，在北京和上海大概能达到20%，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但是在农村只有1.9%。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可能也很低，江西省的水平是5.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所以，如果科学素养长期跟不上来的话，一定会拖科技创新的后腿。我的一个结论，就是科普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我越来越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为了做这样的事情，除了我自己去做，我还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去做。其实，科普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其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职业来做，越来越多的人应该参与到这里头来。
记 者：既然科普工作面临这么多的困难，那么你对科普工作的未来悲观吗？从激励机制制度的设计层面上，你如何看待科普工作的缺席？
郑永春：因为科普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整体上我是个很乐观的人，因为多看未来，你会对这个事情的发展比较乐观，看看这几年的变化，就会觉得这形势越来越向我们预想的那样来发展。从中央的高层，从总书记，从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上，也越来越认同科普的重要性。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对科普工作来说，这真的是一个旗帜性的至关重要的指示。你要知道，以前在科研院所或者是高校里面，你去做点儿科普，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虽然我们对科普的政策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在单位里面的考核表里从来不能填这些东西的，在单位里面也不能说科普工作的成绩，不值得一提。说老实话，包括我以前做了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也是这样。因而，实际上，科普工作还是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因为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有很多人愿意投入到科普这方面来，但是真正的机制或者基地，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相关的一个新的配套政策来明确。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做了科普之后，他还是很困惑。随着他在科普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越大，科普的能力和水平也越来越高了，但他却越来越心虚了。这是真的，我们看科研单位也好，大学也好，评价靠什么？评职称要硬碰硬的论文，专利科研项目经费，科研奖励，但都没把科普考虑在内，做科普，不知道算什么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