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新转型发展，必须也只能依靠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这是2016年本刊记者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时他表示，同时，他希望“让科技创新成为全社会每一位公民崇尚、欣赏和践行的精神和态度。”
1967年，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高材生，母亲也有着不低的文凭，从小他与两个姐姐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父母更是对他期望颇高，给他取名一公，就是希望他能舍小利，为大利，一心为公，一心为民。
施一公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不俗的学习天赋，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直都是重点学校，在学校中，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不仅是老师眼中的“尖子生”，更是许多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2008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决定回国，此时的他早已诸多荣耀加身。为了挽留他，普林斯顿大学许诺给他许多优厚的条件，首先答应给他一个超大的实验场地，方便他进行学术的研究，其次还有一笔高额的研究经费，并且还会给他不菲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会给他配备足够的助手，来辅佐他。
要知道，普林斯顿大学虽然在知名度上，略逊于其他几所世界名牌大学，但是从专业角度而言，这所大学是细胞凋零和膜蛋白领域天花板一样的存在。同时，身为领域内顶尖院校，在这任职将会有着无与伦比的发展空间以及晋升前景，只要他点点头，同意留下来，就意味着他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就在咫尺。
面对这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的机遇，施一公还是婉言谢绝了，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回到生育他，养育他的国家，用毕生所学，来回报国家。
施一公的这个选择让无数人感到惋惜，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作为一名学者，作为一名科学家，有着这样的条件，无疑会让自己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会提前许多时间，研究出成果。施一公的这个决定，虽在预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我一个人即使再怎么努力，所能做到的终究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人呢？”。
事业有成，他想的不是如何让自己收获更多的利益，他想的是如何让“利益”更大化，他要回到祖国，将他的所学所会，都传授给别人，培养一批像他一样的优秀人才。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曾经，有无数人质疑他回国的决定，但是现在来看，当初他看似很傻的决定，却会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输送了无数的人才，也为国家的腾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施一公每次说到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时，都会特意加上“富有社会责任感”几个字：“一个学生往前走，一定是靠个人奋斗。我们要认可个人奋斗，但个人奋斗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吻合的，只要吻合，相互之间形成彼此之间的融合，它就是很好的一种情况，是最好的一种结局。要教给学生实事求是、客观辩证看问题的能力，让学生自发地产生社会责任感。”
施一公的人生也恰如一场长跑：从留学到回国，从北京到杭州，无论人生“赛道”怎么转换，始终步履不停。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比较愿意折腾的人，很情愿离开现在的所有，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
“在我从小到大的价值观、行为规范里边，似乎总是要做点啥事，做啥不知道，但是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做点啥事”的信念已经印成他生命的底色。“如果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积累，能够做一些事，能够让自己心里愉悦，可能是最关键的”，选择回国发展、离开清华到西湖大学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这种选择和驱使背后是一种更大的人生格局和视野，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以贯之的拳拳爱国心。他说，创办西湖大学，是想为国家教育领域下一步改革铺路、探索，看一看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成功了，在哪儿成功，失败了为什么，提供一个借鉴。
每每谈及办学的根本任务，他都会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前加上一个词——“富有社会责任感”。他认为学生的个人奋斗值得认可，但个人奋斗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要吻合的，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事业是一种最好的结局。他希望学生们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批判性地看问题，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思辨能力，对社会纷繁的现象有自己清醒的理解，从而产生自发的社会责任感。
探索创新、攀登高峰，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问及压力大不大，施一公坦言一直有压力，“做的过程可以说加个引号叫‘痛苦’，但是做好以后也是一种巨大的愉悦”。肩负科学家和教育探索者的双重使命，这一路注定充满艰辛和不易，但他认为经历过，就是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