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 在高福的简历上，担任的职务可以写满一页纸。
2014年，有关“埃博拉”的消息牵动全球人心，本刊也从2014年开始持续不断关注公共卫生领域预防控制、诊断治疗等方面科学进展与科技成果。2014年9月，本刊记者采访高福院士时，他对H7N9病毒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时的H7N9病毒尚未获得广泛的“人传人”能力，但该病毒一旦发生了突变，不但会获得与人类上呼吸道结合的能力，它的偏好性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变得容易感染人类细胞，这就意味着，它能够“人传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高福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他在接受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福祸相依”的表述背后，是高福的多维度认知。
1979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三年参加高考的“新三届”，全国高校录取新生达28.4万，重点院校和高等院校人数为6万。幸运的是，高福正是6万人中的一分子，9月他被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录取。虽不是自己心仪的学校，也不是感兴趣的专业，但他迅速调整心态。大学四年，他打下了坚实的生化基础，尤其是大一下半年开设的微生物学课程，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奋斗目标——从事微生物研究，并一直坚持至今。为了实现理想，在完成本专业任务的基础上，高福还挤出大量时间学习英语、传染病学和微生物学。1980年，10元钱再加上助学金就够一学期伙食费的年代，高福借180元买了录音机，只为学好英语。最终，1983年他如愿考入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将专业方向调整为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
1991年，高福获得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攻生物化学专业。1994年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卡尔加里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在牛津大学任教。1997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以封面文章形式正式发表了高福的研究成果——免疫学中两个最基础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模式。
2004年，高福学成归来，被问及为何放弃安逸的生活举家回国，他说理由很简单：“父母需要我，国家也需要我。”回国后，无论是禽流感病毒的溯源和传播机制，还是埃博拉病毒的演化和遗传多样性，还是新冠病毒的防控和疫苗研究，高福都作出了突出成绩，实现了中国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上的自主可控。
2014年3月，一场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为中心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疫情迅速在西非大陆蔓延，并在8月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政府决定派出公共卫生专家组赴非洲疫情发生地区开展技术支持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的高福负责组建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赶赴非洲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此外，高福带着我国自主研发检测试剂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移动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车（移动BSL-3实验室）首次走出国门。在带领检测队开展检测、建立留观中心，与国际援助组织、当地政府建立沟通等紧张的一线工作结束后，高福回到实验室继续带领团队研究埃博拉病毒的感染原理。2016年1月，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高福团队的文章《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该研究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的机制。最终该成果为学界认识、防控埃博拉病毒提供了新的方向。
高福说，人类和微生物的关系是永恒的“猫鼠游戏”，而微生物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对其了解程度目前还极其有限。就疫苗而言，人类曾经成功凭借其消灭了天花病毒，消除了小儿麻痹症，但艾滋病这样的病毒，人类暂时还发明不出疫苗。高福坦言，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现有理论体系都有可能被新的重大发现推翻、颠覆。
尽管如此，中国在2020年初面对未知病毒时，却表现突出，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中国用最短的时间就获得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且向全球公布。“过去好多冠状病毒是特别难以在体外分离的，而这个病毒，我们很快分离到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也让我们很容易照方抓药。”高福说，尽管科学自身有局限性，但中国的体制机制让科学运用发挥到最佳水平。
高福很少回忆科研成果，他习惯将荣誉一扫而空，重新上路。在他眼中，这些荣誉和裹挟自己的信息流行病一样，都是沉重的包袱：“我强迫自己，每干完一件事，哪怕成绩再大，也要立刻放下。不断想着这些，才是真正的负重前行。”也许正是无数科学家秉持着这种“轻装上阵”，放下包袱为了一个单纯的共同目标携手前进的精神，才使得我国的科研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更多“从0到1”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