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白血病患者心目中的“药神”，他带领团队千辛万苦攻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特效疗法，成功让患者生还率从10%提高到了97%。然而，他却放弃申请专利，用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尽管已经98岁高龄了，他依旧在治病救人的路上。
他就是我国著名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也是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每周四，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血液科病区的一间大办公室，都会聚来一桌子的医学专家，其中就有王振义。这别开生面的场景可不是普通的专家会诊，而是瑞金医院血液科有名的每周四“开卷考试”现场。
王振义曾给学生们提过一个要求：每周都要把临床上遇到的最疑难病例拿来“考”他。2003年至今，这场“开卷考试”已坚持了19年，而他就是每周四的考生，风雨无阻。针对收治的病人案例和学生提出的疑难杂症，王振义都会在查阅资料后，和大家讨论处理方案。
对于大都数的老年人来说，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就是幸福的老年生活，但对于王振义来说，能够救助病人才是他生命里最大的享受。
悬壶济世的医者
白血病俗称“血癌”，二十世纪中期，急性白血病被全世界公认为绝症，其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最凶险、病程发展最迅速，致死率极高，病患化疗后5年存活率只有10%—15%。当时，尽管全世界的诊疗专家都在研究治疗方案，却迟迟没有奏效的结果。
1959年，王振义初入白血病病房工作，仅仅半年时间里，他就亲眼目睹59位急性白血病病人痛苦离开。看着病患备受折磨，自己却束手无策，王振义十分痛心，也更加坚定了心中攻克白血病的信念。在那个“谈白血病色变”的年代，他疯狂汲取血液知识。除去治疗病患的时光，他成为了一只书虫，书本、论文、病例，从国内的资料典籍啃到国外的最新著作，年复一年。1978年，以色列专家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传到了中国，其中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白血病细胞能够发生逆转变成正常细胞。王振义眼前一亮，他认为这种诱导分化的方式，是一条令肿瘤细胞可以“成长”为健康细胞的最现实途径。面对技术、信息、设备、人员匮乏的研究困难，王振义带领几名研究生默默开启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诱导分化研究，开始寻找分化诱导剂。
在一次学术会议中，王振义了解到硫杂脯氨酸在治疗颈部肿瘤可以起到明显效用，他马上找来药物进行实验，结果却差强人意。虽然其作为诱导剂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不能治疗白血病，历时三年，这项研究最终宣布失败。但王振义并没有因此放弃，继续寻找起“规劝”白血病细胞向好的“老师”。1983年，王振义再次从外国文献中发现了线索，维甲酸类药物中的十三顺式维甲酸可以诱导分化治疗肿瘤，他又立即着手研究工作。当时，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是全国唯一能找到的维甲酸类药物，并且，这还是一种用于治疗痤疮的外涂式软膏。在仔细分析了两种药物分子式的细微差别后，王振义决定就用全反式维甲酸来做实验。经过反复实验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可以使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白血病细胞从恶性转为正常细胞。但是，在过去的治疗方法中，对付癌症，从来都是切除或者化疗杀死癌细胞，诱导分子治疗癌症的方法从来没有人实际应用过。
淡泊名利的药神
1986年，“001”号病例出现了，在上海儿童医院的病房里，躺着一个5岁女孩，她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情凶险，正与病魔做着最后的较量。了解到详细情况后，王振义提议，试一试他的治疗方案——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此想法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种疗法没有经过临床实验，谁也不能保证会出现什么意外。但王振义依旧坚定着他的想法。看着危在旦夕的女儿，小女孩的父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同意了治疗方案。
奇迹就这样出现了。在使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一周后，小女孩的体温下降，身体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病症明显好转；一个月后，白血病最终达到完全缓解。“001”号病例的成功治愈，给所有人带来了信心。这一年，王振义带领团队一共收治了24位病人，其中23例得到完全缓解，剩下的1例加上化疗也得到了缓解，完全缓解率达到90%以上。这样的治疗效果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堪称奇迹。
此后，王振义又与他的学生一起创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法，成功让患者生还率从10%提高到了97%。这种曾被视作最凶险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这一成果被誉为“上海方案”。王振义也因此获得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被评委会誉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第一人”。
伟大的人并非生而伟大，而是越活越伟大。王振义并没有为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申请专利，而是选择将其公开，让更多患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受益。有人说人性最大的考验就是利益，可是他却用“至善之心”告诉我们答案。
正因为没有申请专利，全反式维甲酸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快速转化通道，2015年，一名美国母亲在白血病治愈后得知治疗方案是一名中国医生发现的，几经周折找到王振义的地址，写来感谢信；爱尔兰作家希内德·格利森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之所以还活着，要归功于一位叫王振义的上海医生发现了一种叫ATRA的药物，极大地提高了生存率。都柏林的血液学专家告诉我，如果没有这种药物，我的生存机会将只有20%，所以非常感谢王医生。”
王振义曾在采访中表示：“病人好了是我最大的安慰。”如今，这种被患者称为“特效药”的口服黄色小药丸，一盒仅290元，且已纳入医保，而类似的肿瘤治疗药物动辄上万元起。
“余于正当诊金之外，绝不接受不义之财。”这是王振义大学毕业时的宣誓词。面对接连不断的荣誉和奖金，他抱有无比平淡的态度，一心只想钻研医学科研，将研究成果造福人类。他把荣获的奖金悉数捐出，或用来给学生做科研经费。在王振义看来，医生追求的是崇高的境界，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不计较名利。
步履不停地赴考
瑞金医院的“开卷考试”，不光是王振义鼓励后生用最难的病例来挑战自己，而且这也是一场生动的教学过程。
在每一场周四的“开卷考试”中，王振义从来不会卖弄学问，直接提交答案，而是让“老师”们先作答。依惯例，考试先由一名年轻学生作病例汇报，在介绍病例情况的过程中，王振义时而低头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时而向“老师”提出问题……这期间，王振义还会直接跑去病区探望这名患者。在外行眼里，仿佛是医患之间的轻松寒暄，而内行则秒懂，“王老师这是在查房，寻找蛛丝马迹，来求证自己心中的答案。”
果不其然，王振义回到会议室后，不忘跟学生们交代，“病理诊断绝对不是光看看显微镜，一定要结合临床！从前我们医院就有一个病理医生，每次要下病理诊断前，先去病房看望病人，看临床上是否符合这个诊断结果，符合了才下病理诊断。单单有病理结果，不结合临床表现，离开病人，搞不好的。”
这看似是一场“考试”，实则是王振义在培养青年医师们思考问题的能力。他通过“考试”将自己的经验与学问传授给学生，不但告诉学生自己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他是怎么通过文献检索、检验结果、临床表现等细节层层递进，在融会贯通后得出一个方向。比起问题的答案，王振义更注重教会学生寻找答案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效果显著的课堂教学。
为了充分备考，王振义常常不分昼夜，为了找答案，还在半夜里起来摔过两跤。“有时候也有答不上的题，找不到‘答案’会很难过，会一直想，有时候半夜想到了，会爬起来，打开电脑查，找答案。”他解释道，“但是，我不先做好学生，又怎么能做一位好老师，好医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