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健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原副司长、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二级研究员
当今社会，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对未来的科技创新战略和路径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要重视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如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领军人才培养等。本刊为此采访了科技部战略规划师原副司长余健，就“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展开探讨。
记者：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巨大创新机遇，您认为中国是否已做好充分的准备进入这个快车道？
余健：2005年中国在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就已经明确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可以看出，中国已做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抓制高点的充分准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互联网是新的基础设施，大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云计算是新的服务模式，智能化是新的发展动能。其次，科技创新呈现多元深度融合特征，人、机、物三元融合加快，物理世界、数字世界、生物世界的界限越发模糊。此外，颠覆性创新呈现几何级渗透扩散，主流技术、产品不断被迭代，新业态、新产业快速涌现，以革命性方式对传统产业产生“归零效应”。
中国在诸多领域都早有所布局。如新能源汽车，中国早在20多年前就已开始谋划，如今已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产销连续7年全球第一，产业链上下游有效贯通，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基本实现自主可控；中国高铁通车里程位居世界第一，并发布了中国标准体系，中国标准动车组涵盖从160公里到400公里车型，高铁也成为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一张靓丽名片……虽然我们也存在一些短板，但在整个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赛道上，中国科技工作者们一直积极作为，已经做好了为国家振兴做贡献的准备。
记者：中国科技发展如何才能更好应对时代挑战？
余健：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现代化教育体系以及科技创新体系，因此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社会基础。
从宏观角度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往往是科技创新体系的竞争。一流的高校、一流的科研机构和一流的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金三角”。目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共计2845所，其中一流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科研机构共计3002所，我们还有6个国家研究中心、50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4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2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形成梯次布局；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3.6万家，其中独角兽企业164家，瞪羚企业2576家。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我们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26日发布数据来看，2021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创新高。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27864亿元，R&D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2.44%，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再从人力资源投入来看，我国研发人员总数达419万人年，7年居稳世界第一，2020年人均研发经费已提升到50万元，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数量世界第一，是美国的8倍。
从专利申请来看，2020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近150万件，发明专利授权53万件，专利申请和授权量位居世界第一，国际专利申请量7.2万件，超过美国，跃升世界第一；从论文质量来看，数量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二，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高质量论文贡献国。被引用次数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材料科学领域居世界第一位，农业、化学等8个学科论文影响力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排在前1%）数量位居世界第三。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2位，较上年再提升两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在创新产出方面可与高收入群体（包括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十大经济体相媲美；在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商业成熟度、市场成熟度、人力资本与研发方面位居世界前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技大国，完全有能力应对所有的挑战。
记者：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短板，与之带来的随时可能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余健：我们要辩证和发展地看待“卡脖子”问题。能被称呼为“卡脖子”的，一定都是核心关键领域。以集成电路和芯片为例，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进口芯片总量为6354.8亿个，同期增长了16.9%，进口金额突破到了近4326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均创下历史新高。
过去我国在集成电路和芯片布局上存在一定失误。在之前国际技术贸易环境较为通畅的大背景下，国际分工一直较为明确，通过正常国际贸易，我们可以较为便利购买到所需芯片。但近些年，美国频频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破坏了原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也暴露出来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短板。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企业而言，之前与其专注研发芯片，不如直接购买来的更实惠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攻破这个领域的能力。但核心技术的研发需要时间的积累，创新更需要极大的毅力和投入，无法一蹴而就。如今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重点布局，相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一定能有效解决集成电路和芯片这个“卡脖子”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卡脖子”问题不应该被过度泛化。国际技术贸易应该被尊重，我们也应鼓励国与国之间正常的技术交流与借鉴，不能将所有进口的技术都称之为“卡脖子”。过度泛化“卡脖子”问题，意味着否定我们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记者：“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如何才能优化国内人才生态圈，打造高新技术人才的理想“栖息地”？
余健：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人才的问题是不断发展的问题。近些年，我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和过去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各地都在强调打造人才生态圈。要想培育一流人才生态圈，需要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主要关乎人才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前景。人才生活环境主要包括宜居环境、医疗环境、教育环境、安全环境、交通环境和行政服务6个方面；人才发展环境是指经济水平、市场发育、制度支持、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和创新活力。相比二三线城市，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或者强二线城市在这方面更具优势，这是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也需要理解，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适合谈人才，即便是美国，也只有诸如洛杉矶、波士顿、纽约等城市才有能力吸引人才聚集。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遵循创新区域高度集聚的规律，形成几个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他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布局建设了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怀柔、张江、合肥、大湾区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高新技术人才的理想“栖息地”。
记者：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快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我国科技创新策源地，您认为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余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如今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处在一个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时期，这也是近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机，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我认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更是平稳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已从技术引进大国，成为重要的技术输出国，对全球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显著，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科技创新节点。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并发挥重要作用，从最新的数据来看，我国已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国家达158个，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112个，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200余个，截至2019年，经中国科协及所属学会推荐在重要国际科技组织任职的中国科学家达到348人次，中国已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图中重要一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动力，从根本上引导着城市或地区的主导功能向科技创新转变，世界范围内城市或地区间的经济竞争也随之更突出地表现为科技竞争。面对这种全球创新格局和国际竞争形势，我国提出了“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这既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可以说，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新时代我国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
责编/马铭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