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1968年生，现任《科普时报》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著有科普图书15部；主编有《科普之道——创作与创意新视野》《直面雾霾》及传世少儿科普名著丛书等。在多家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已发表作品逾200万字。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进个人”。2018年1月，被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社授予“2017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亲近科学，还需从娃娃抓起
记者：你的科普之路走得不循常规，多有曲折，能谈谈这个历程吗？
尹传红：我的科普之路，起初绕着走了一小段。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因为从小受到科普和科幻作品的熏陶影响，很喜欢科技，所以几经周折调到了《科技日报》。白天，我做的是科技新闻报道及其相关编辑工作，晚上，则在业余的天地里从事科普创作。从科学教育、科普、科幻创作理论及其历史研究，目前已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 2016年4月，我出任《科技文摘报》总编辑。2017年9月，报纸更名为《科普时报》，这是一份综合性科普周报。
记者：科普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吗？请谈谈这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尹传红：我生于1968年。在我小学阶段的时候，“文革”到了尾声，1978年成为科学春天到来的一个标志。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科普杂志、报纸，还有科普图书的出版。我是在广西柳州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父母很重视孩子的学习，给我订了很多科普报刊，这样我就在那个时候看了大量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对科普、科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就我所知，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小时候就是因为接触了优秀的科普读物，甚至科幻读物，对科学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地走进科学的殿堂。科普不是简单地传递、讲授和普及知识。如果我们能够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还有理性思维这样的东西，也进行普及和传播的话，效果就会好得多，意义也更为深远。科普和科学教育应该有这样的高度和担当。
如今，我们国家已经把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都提升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要不断地创新，要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列。所以，如果说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一体两翼，那么，这推动创新发展的两翼应该比翼齐飞才更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做好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就是为未来的科技创新奠基，提供的是一种基础性的支撑。
跨界融合 培养理性的科学思维
尹传红（右一）参加江西卫视《顶级对决》科普讲解团
记者：当今，许多科技创新往往都是一种多学科的跨界融合，对于这种“聚合”，你是如何看的？
尹传红：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越来越专业化，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但是在科学技术的某些方面，又出现了融合，恰恰是跨界的融合，容易有新的思想火花迸发，出现新的现象。最近几年里颁发的诺贝尔奖的科学奖项，已有多个呈现出了跨界的特征，很难界定它到底是生物、化学或是物理领域的事情。
“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的科研经历最能说明问题。24岁的时候，病中的王选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从硬件跨入到软件中去，做两者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两种背景交叉、融合在一起，使王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蹦出了创造的火花，“很多新思想就提出来了”。这是他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也验证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
记者：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你对中西思维路径与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看的？
尹传红：西方科学源自于古希腊，那个时代的先哲爱智慧、好探究，还善于抽象，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里所欠缺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科学是有的，但往往只是停留在工匠水平上，缺少西方的那种抽象思维。也不见得中国人不聪明。但是，思维路径确实不一样。
就科普和科学教育来说，读科学故事也是让孩子亲近科学、培养理性思维的一个很好的路径，必要时，老师、家长要多加引导发掘、延展故事的内涵。比如“曹冲称象”，不能止于讲述小孩子如何如何机灵聪明，也要注意阐释其意义所在：曹冲的“设计”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间接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说转换、分解疑难问题的思路。
类似的一则趣闻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科学方法：爱迪生让助手去测量不规则的灯泡容积，助手用尺子等工具忙乎半天都解决不了问题。爱迪生见状，笑了，说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将水灌满灯泡，再倒进有刻度的量筒里，灯泡的容积就测出来了。
从课外读物上常能看到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比如牛顿与苹果的故事、瓦特与水壶的故事，但需要提示的是：“神奇”“有趣”“难得一遇”通常是人们从中获得的“第一印象”，而其“副产品”则很有可能会诱发人们对科学世界的向往，同时也难免会导致人们对科学发现与科学活动产生某些误读。因为这些传奇故事凸显的是灵感、偶然和机遇，它们往往“简化”了科学发现与科学活动的曲折历程，忽略乃至掩盖了做出这些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以及其他探究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浙江省科协《科学会客厅——回望科幻巨匠阿西莫夫》现场
2009年7月22日，尹传红（前右二）应邀参加北京电视台科普专题节目，畅谈智能机器人（照片左一为主持人英达）
记者：你在多家报刊开设科学专栏，发表了大量的科学随笔，请谈谈你这方面的写作情况。
尹传红：10多年前我在《科技日报》工作的时候，曾经写过两年的“科学随想”专栏，每周一篇，后来我又给《北京晚报》写过一年多的“身边的科学”专栏，也是每周一篇。这两项工作可以说是兴趣的驱使，也可以说是我职业和事业的“升华”。契机是2005年夏天我所供职的《科技日报》“经济特刊”酝酿改版，我的领导突然提出并“逼”着我开设个人专栏，专谈科学话题。老实讲，当时真把我给吓着了，所以我建议自己以主持人的身份来做，不定期地写，也约别人写。但领导否决了我的意见，坚持由我单干，希望我借此能够探索出一条新闻与科普相结合的新路。
变化的世界随时挑战人们的理性和情感，适应变革的时代需要智慧，需要科学的视野和思辩——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偏见和误区的积极选择。作为一名热爱生活、关心科学的新闻工作者，我在考虑“科学随想”专栏的写作时，想得更多的不是自己要怎样怎样，而是尽量站在读者的角度去观望，希望能够跟他们一道，共同去思考、探讨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要求自己的写作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以及宽容和多元的理念，来审视和考量纷纭的现实，前瞻后顾，理智地观察、分析和评判事物。我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于思路的拓宽。它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留下思考的空间。”总之，期待自己努力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理性的思考者，审慎的判断者，沉稳的剖析者。我也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够尽可能地多一些人文的色彩、思想的内涵：既有时新的、前沿的知识点和看点，又有富于思辩与启迪意义的见解和观点。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是我的一本科学随笔集的名字，也是书中收录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此文连同专栏前一篇文章《不确定的边界》，聊的是与冥王星“降级”有关的话题，我在文末写道：“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但世界已不是那般光景。瞧，曾经作为太阳系边界之标志的冥王星，如今却站在了通向另一个新世界的门口。”不谦虚地说，这句话应该可以看作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吧。我想，它也体现了我在科学随笔创作中所勉力追求的那种“思想性”。如今，在《科普时报》上我也坚持每周写一篇“科学随想”，就当是对自己思想和笔头的一种磨砺吧。
记者：你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你认为记者身份和作家身份可以兼顾么？
尹传红：这两个身份当然是可以重合的，关键看自己有怎样的追求。记者就职业特点而言有转成作家的优势和便利，科技记者与科普作家，交集就更多了。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看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尤其是科普文章和科学评论。例如当年《中国青年报》上有“长知识”副刊，《北京日报》上有“学科学”副刊，《科技日报》上有科学副刊和文化副刊。这些副刊有着较为丰厚的科学文化内涵，我读得兴味盎然，还保存了不少当年的剪报。
我觉得职业与事业是有差别的。我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引述一位美学家的话说：“事业艺术化，人生情趣化”，我特别赞赏。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心仪的事业当作（业余）爱好来做，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很有意思的吗？我想，我把自己的科技记者身份延伸为科普作家身份，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吧。我在不断地写东西，并且期望自己写的一些东西，隔了一些年头以后拿出来看，还是有价值的，至少有一点儿思想价值，可以不断地修订、重印。
参加中国科协藏区青少年科普阅读活动时给西藏学生签名
我曾经连续两次获得过中国科协“好新闻 好作品”一等奖，它们都是我在深度调研、精细思考基础上撰写的长篇系列报道，都跟科普相关。当时我是有意让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跟科普工作对接，也就是把自己的“职业”与“事业”对接，集中研究业界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创作瓶颈在哪里？可以说是带着问题去采写，发表以后社会反响不错，也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我更意识到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得有一点思考价值，不敢说思想价值，至少要有点儿思考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