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8号，年过八旬的李大东依旧每天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这里是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石科院”），从家里到研究院熟悉的路程，他已经走了整整60年。
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身上的标签很多，石油炼制催化剂及工艺专家、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等，他带领的团队科研成果丰硕，提前布局并研究出一系列炼油技术升级的关键产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为中国炼油加氢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大东对时间很敏感。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设置好时间的闹铃，按点提醒他有条不紊展开各项工作。面对记者，他能够清晰地回忆起60年间科研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那是唯一能接续起他人生传奇的“科研年轮”。
三次访谈，李大东都从“五朵金花”谈起，那是共和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的高光时刻，也是他毕生事业的起点。
李大东谈到的“五朵金花”不是那部著名的电影，而是石油炼制中的5种工艺技术。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炼油技术要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三四十年。1962年，当时的石油部在香山集中了全国炼油领域的专家，召开科技座谈会，讨论怎么发展炼油技术。这次被后来称为“香山会议”的重要研讨，提出对五项炼化技术进行攻关，即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新型常减压，后来把第五项新型常减压改成炼油催化剂和添加剂技术。
正是这一年，李大东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石科院催化剂研究室工作。60年后，李大东把卓越的成就归功于遇到名师的“缘分”。他从自己的学生时代一一细数——
大学时代，傅鹰和唐有祺两位教授被李大东尊为“启蒙导师”。傅鹰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来还当了北大副校长；而唐有祺也成了科学院院士。李大东形容听两位教授的课就四个字：过瘾、解渴。他说这个时段的自己“就像一个走了很长夜路的孩子一下跨进了一座灿烂辉煌的殿堂，眼界豁然开阔”。
工作之后，李大东遇到了石科院催化剂研究室主任闵恩泽。那时李大东24岁，闵恩泽38岁。多年之后，这位比李大东大14岁的主任，不仅因为学识成就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而且因其卓越的贡献，在广袤的宇宙中，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的第30991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闵恩泽星”。
遇到闵恩泽，李大东定义这是件“一生中的幸之又幸”的事，“闵恩泽院士为我国的炼油催化剂领域培养了一代科技人才，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在闵恩泽院士耳提面命的指导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参加工作才两年就当上了题目组长，是当时院里最年轻的题目组长之一”。
1965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27岁的李大东作的“流动循环法研究环己烷在铂重整催化剂上的脱氢反应动力学”专题报告，受到当时化工界技术权威、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侯德榜的赞扬。对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这已是无以言表的褒奖。
“文革”颇多颠簸，李大东跟随闵恩泽历经沉浮，他们一起从科研岗位“靠边站”。但3年之后，在原来的老院长、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侯祥麟院士等人的支持下，李大东凭借“技术实力”复出，同时复出已成为副院长的闵恩泽又立即把这位得意助手招致麾下，不仅安排在自己分管的基础研究室工作，并且为李大东制定了研究方向：研究石油加氢技术。多年之后回顾，李大东说这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自己的第一位“伯乐”不仅为自己选定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指出了一条成才的道路。
李大东说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技术上是闽恩泽，而在做出正确技术决策方面则是武迟。
1939年就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的武迟担任过石科院的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科研规划和开发工作。李大东经常随武迟出差去工厂 ，当年的单位要求凡属重大的项目攻关必须要下厂去实践，所以一年里李大东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厂 ，这对理科毕业的李大东接触和熟悉工业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0年武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几年后即因过度劳累与世长辞，但李大东把深入一线、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习惯铭刻在心。多年之后在对学生的引导教育中，他鼓励学生要基础研究和工业相结合，让年轻人跟随经验丰富的科研人员下到工厂去，在现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这些搞工业技术研究的人，如果不了解工厂 ，不了解生产装置，就搞不好技术开发。”这是他的感悟，也几乎成为他的“科研秘籍”。
这种传承，一代一代接续发力。现在，李大东的学生大多成为中国炼油加氢技术领域的中坚力量。
炼油有两个重要领域，一个是脱碳，一个是加氢。在石油炼制过程中，加氢就是借助于催化剂的反应作用来加快反应速率、提高石油利用率，对反应物进行深度转化，从而提高石油炼制品的经济价值。在催化剂的作用下，重油可以变为较高原子含量的油种，如汽油、柴油等等。
20世纪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炼油工业主要加工大庆原油，其具有氮多硫少的特点，因而催化柴油容易出现沉渣，用于柴油发动机时会把喷嘴堵塞。而在当时，农业生产等部门需要大量使用柴油，因此解决催化柴油沉渣问题，变得尤为迫切。
1978年，40岁的李大东担任代号为“1501”的加氢催化剂组组长，他们要从基础研究即从反应过程的化学入手，产生新的构思，开发新的具有特色的技术和工业催化剂。对刚刚经历了“文革”浩劫后的科研现状来说，这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艰巨任务。
10年之后，李大东与其团队组织开发的RN-1加氢精制催化剂，在广州石化总厂工业试验成功。
RN-1加氢精制催化剂及其工艺相继获得中国专利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4年，RN-1加氢精制催化剂出口意大利塔兰托炼厂 ，实现了中国炼油催化剂出口“零”的突破，也成为我国炼油催化剂由进口到出口的重要转折点。就在同一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新的石油名词——加氢处理催化剂。
十年磨一“剑”。李大东和团队一面积极扩大RN-1的推广应用，一面组织加氢领域的“纵深行”——开发系列化的加氢技术。现在RN-1加氢催化剂已在国内外50余套工业装置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家族技术也发展为12个系列100多个品种并已工业化，广泛应用于汽、煤、柴、润滑油、渣油等十几种加氢工艺及国内外500多套加氢装置上，为国家创造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效益。
60年光阴，技术几乎成为李大东的全部理想追求，即便是在管理岗位，他也坚守着技术的“阵地”毫不动摇。
1991年9月，李大东被任命为石科院院长。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李大东，对当时的任命感到了压力。任命公布的第二天，他就专程登门拜访了已退居二线的侯祥麟，虚心请教“如何才能当好一个院长”。
如何当个好院长？对李大东是个大命题。首先是让很多管理者“深陷泥潭”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改制的步伐刚刚踏入暗礁遍布的湍流，院所科研体制改革紧随其上，很多研究员选择了自己开发技术，赚钱养活自己，一些技术“大拿”也纷纷跳槽寻求更好的市场利益。但李大东坚持以科研为中心，他认为研究院为中国石化行业的发展开发重大技术的方向不能变，研究队伍不能散。
李大东深入生产装置一线，和企业员工讨论技术问题
技术是第一位的！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改革，李大东依旧语气坚定：我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你要想做研究员，就甭想发财，想发财你别当研究员，但必须使研究人员保持中上的收入，这才行。
这家当时在石化行业技术最牛的科研院所，依旧埋头做起了“孺子牛”，坚持走集团内部“市场—科研—生产—市场”的大循环路径，结果在社会一片市场化独立迈步向“钱”的浪潮中，战斗力不仅没有散，相反越来越强。
后来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到石科院调研，感叹石科院最好的一点就是当时顶住了各种压力，坚持了自己的想法，真正进入企业集团，成为整个中国的石化工业研发中心，从基础研究、原油和产品研究到工艺研究开发，支撑了炼油工业的技术进步，成为越来越强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改革之外，便是发展。李大东担任院长的12年，正值中国石化工业迅速发展，炼油技术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依旧是以技术为核心，他准确预见了炼油工业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首次提出未来炼厂的三种模式：以生产满足排放法规要求的清洁燃料为主的清洁燃料型炼厂 ；以生产清洁燃料和生产烯烃、芳烃等化工原料并举的油化结合型炼厂 ；及以多产低碳烯烃和芳烃为主的化工型炼厂 。并据此尽早布局，有针对性地开发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同时与设计单位和企业合作，广泛推广应用到国内外市场，为我国运输燃料低成本质量升级、相关法规按时实施创造了条件，为劣质原油的高效加工和油化结合生产优质化工原料做出了贡献。
埋首创新一甲子。如今，80多岁高龄的李大东每天依然早早前往办公室，坚持阅读大量的国内文献和技术简报，始终关心油品质量升级和重油加工等问题。在他的参与指导下，鄂尔多斯年产100万吨煤直接液化加氢提质开车，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煤完成技术试飞，燕山石化和高桥石化成功生产出满足国Ⅵ标准的柴油……
2019年李大东当选第五届感动石化人物。“感动石化”组委会给予李大东的致敬词这样写道——人生为一大事来，为国家谋，为炼油强。从“根”做起，十年潜心砺“剑”出。深耕反应之道，雕琢现有之业，始置再生之术。你,让“混沌”变得清澈，用担当谱写蓝图。霜鬓不坠青云志，锐意创新意犹酣。以身为烛，德厚流光；石化风骨，国之栋梁。
这是褒奖，也是最妥帖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