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真正进入状态 1979年初，年近40的王志珍幸运地得到德国洪堡奖学金，成为“文革”后较早走出国门的访问学者。她首先来到世界上成功进行胰岛素人工合成的三个研究所之一的德国羊毛所，从事胰岛素化学研究。期间她也曾到英国、美国做胰岛素作用机制的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是中国科学家让西方科学界认可的一件杰作。王志珍在国内参加了胰岛素合成的基础理论研究，这项工作后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已是“知天命”年龄的王志珍决心回国砌出一只自己的“炉子”，并把它烧旺起来。1993年初，她回国开辟了蛋白质折叠研究的新领域：折叠酶和分子伴侣。当时人们只知道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酶性质。在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积累的基础上，王志珍与邹承鲁先生在1993年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发表在著名的《美国实验生物学会联盟》杂志（FASEBJ）的“假说”栏。但是，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本杂志上明确指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是分子伴侣”。这时，王志珍和她的学生们坚定地踏上了为他们提出的假说提供实验证据的艰难历程。 王志珍巧妙地选用不含二硫键的蛋白质做靶蛋白，让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酶活性“英雄无用武之地”，成功地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所固有的，与其异构酶活性相独立的分子伴侣活性提供了最早的确切的实验证据。论文被美国《生物化学杂志》立即接受并发表在“短讯”栏，1997和1998连续两年被评为国内单篇被引用最多的10篇论文之一。接着，王志珍又利用他们发现的化学修饰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特殊性质，确切区分并证实了该酶的两种活性在含有二硫键的生理靶蛋白折叠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从功能水平确认了异构酶和分子伴侣两种活性和它们的协同作用。 论文发表在《欧洲分子生物学杂志》上。有关的一系列论文不断获得较高的引用，他们也多次应邀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在国际杂志上作综述介绍。现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同。 王院士说：“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我们获奖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国内的实验室里进行的。”“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工作不是我把我在国外时的工作搬回来的延伸，而是在国内工作积累基础上的发展、开拓，跃上新的台阶。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原始创新成就。” 做基础研究要能坐冷板凳 “我是做生物学基础研究的，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医学上的应用。应用的突破一定是建立在长期基础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因此做基础研究的人更要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坐冷板凳。”谈及自己研究的意义，王志珍表现出科学家特有的谨慎。 王志珍的研究领域是蛋白质折叠，蛋白质折叠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研究蛋白质的折叠就是研究与蛋白质特定而复杂的空间结构的形成相关的规律。现在发现，蛋白质分子构象的异常改变就可能引起疾病，例如“疯牛病”是由一种被称为Prion（朊蛋白）的蛋白质的构象改变引起的，这种“坏”蛋白可以感染“好”蛋白而进行传染。还有老年性痴呆症和帕金森氏症等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及白内障等，都是因为某些特定蛋白质的折叠发生了错误而造成的“构象病”。“我们现在的兴趣更多的是蛋白质错误折叠的问题，以及分子伴侣在防止和纠正错误折叠中的作用和机制。这里有许多重要的基本生物学问题需要解决，可为治疗构象病的药物设计带来许多机会。我们非常希望研究结果能为这些疾病的治疗作出直接的有价值的贡献。” “科学研究是个很艰苦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过程。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技术做多次实验，从各个方面提供的数据才令人信服。实际上，真正成功的实验并不多，经常遇到的是失败。做研究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要经得起失败。” 王志珍的工作时间表是从周一到周“七”，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段。大年初一也能看到她在实验室。“做科学研究首先要努力，要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一直处在一种很紧迫的心态中。与现在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没有博士训练，快四十岁了才开始有机会去做年轻人二十几岁就做的事情。一旦有机会学习和工作，我们恨不得一天当做两天用，有一种拼命追着时间奔跑的感觉。” 王志珍对研究生教育极其认真负责。她以身作则，从打扫实验室开始，到选题、实验设计、学术报告都和学生一起进行。她绝不是“老板”，她是研究员、是老师。她的学生曾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优秀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冠名奖；她本人也因此两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在物质和功名引诱越来越多的今天，她仍然坚信有一大批真正有志向攀登科学高峰的优秀的年轻人，她愿意做他们的铺路石。 要去看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 学生：请问，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在那样的学术领域，您作为一个女性，是如何一路走到今天？ 王志珍：女性，主要的是自强，一定要觉得别人能做的自己也能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我小时侯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个女孩子。做科研一定要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懂得思维的艰巨性，思维是艰巨的劳动，数学是最艰巨的劳动。我做paper时深有体会。比如说，你看他在那里演算一个数学题，他跨一步，挪一步，那是要好几分钟才能挪一步路。 还有出国，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有志于科学研究，你就要去看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讲，也是一个基本素质，要全面发展，要有很多的经历。而且，英文好，交流通畅，在实验室的关系自然就好。出国，去吸收人家所有的优点，我觉得是必要的。 还是要讲奉献 学生：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工作也不好找，社会环境对我们想搞科研的人并不利，请问王老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青年人应如何培养更高的追求？ 王志珍：我的确担忧社会环境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傻坐、瞎聊觉得是挺浪费时间的，我一直是抓紧时间，想学点、读点、想点什么。现在常有人说“享受人生”，我听来就不习惯，享受这两个字在我们的人生词典里是没有的。 另外，现在社会上都讲钱，太物质化了。社会物质进步，当然要丰富，但是不能一味追求钱，还是要想想科学的追求，想想自己喜欢的那个领域。 我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劝同学们少看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间多做体育锻炼，增强自己的体质，多看看老一辈的传记。 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的生活很丰富，我是学校篮球队的，还是场队，一天总有两个小时在操场上。还自己排练节目，我们的中学大学生活都横丰富，每分钟都有收获，而且是全面发展的。我现在网球打得不好，但是至少可打平手，我是50岁开始学的。 做这些事情，视野就比较开阔，知识面就很广。 整天与学生们在一起 学生：请问王老师，如果您带研究生，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培养，注重哪些素质？ 王志珍：我认为，首先应该多和学生在一起。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每天8点半到实验室，总是晚上10点半才回家，整天与学生们在一起。而且总是与学生坚持讨论，每篇论文都与学生一起写，与学生总是非常直接地进行交流。我先让学生写方法和结果，再给他们改，他们再写，我再改，一共要来回15遍，有些老师让别人修改论文，我坚持自己写，这对学生是级好的训练。而且我每张图都要标具体，尽管对了，但还要教他们，ppt也教他们做。 我和学生们之间是非常直接和仔细的交流。 我在工作中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很美的：一是在撰写和反复修改论文的过程中，画出一个能确切表达自己科学观点或总结科学问题的模型或图画等；二是遇到聪明又勤奋的学生，在和他们的交流和讨论中产生新的主意，或向他们学到新的知识。 做什么事都永远不会太晚 学生：王老师，我以前不是学生物的，是物理系的研究生，我现在想学生物，是不是太晚了？ 王志珍：做什么事都永远不会太晚。只要你去做，只要你开始了，就会有进步。在研究生阶段，学生物学物理都可以相通，现在讲学科交叉，做什么都要讲交叉，否则做不好。 现在我对学生讲，他们一讲就讲模型，说生物学一点都不定量。生物系学生也可选些物理课，物理系学生也可选些生物课，交叉学科要有背景知识。 原来我们在科大的时候，是一帮一对，那时不可多选课，现在可以选各种不同的课，将来知识面就很广，联想能力比较强，联想在科学研究中也很重要，联想多，idea就多，就会有人跟你合作，就会有人找你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王志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追求，这两者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对立性，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时期成长起来，都好好的，没有对立性的矛盾。女性要做得好点，是要比男性做得多一些，因为女性有很多的局限，暂时照顾家庭，不等于毁了事业。 在这一点上，中国就和日本不一样，以前在日本，女性想当教授，结婚生孩子免谈，现在日本也已经改观。但是要做得好，是要多辛苦些。 每分每秒都学到知识 学生：王老师，现在生命科学院的学生，计算机考分最高。好多毕业生全转行了，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改善或理解，能让我们对这些问题看得更清楚？ 王志珍：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就读研，我们那时很少人可读研，不像现在，很多人可以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现在是市场问题。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大的职业压力，工作压力，从事科研，也有各种不同的分工。做学术，必须接受博士训练。学术竞争非常激烈，教授的比例是几千分之一，大多数要离开。我自己是糊里糊涂这样了，没想那么多。 现在是经济社会，是有残酷的竞争。公务员也很热门，竞争也激烈。我想，最重要的是平常要多积累，每分钟都要增加自己的价值，这就要付出努力，增加知识。我们是要刻意努力，这样你就回素质好，素质好的话，在各种竞争中就会做得好。每分每秒都学到知识，使自己做得好，增加自己的优势。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1942 年7月6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吴县。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 系，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1979年获新中国第一批德国洪堡奖学金，1981年获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Fogarty奖学金，分别在德国和美国做访问研究，后在德国和香港任访问教授。现任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6年，她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9年和2002年，她以第一完成人身份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基础科学奖（生物学 奖）。200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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