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经济学家，原《经济日报》总编辑，出版过多部著作，影响深远；
他曾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他以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独到视角策划、发起了“中国质量万里行”这一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并延续至今的活动，并担任第一任“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
他是中国第一个名牌保护组织——中国驰名商标协会主任；
他是企业界的良师益友，曾为海尔、长虹、青岛啤酒、鄂尔多斯、郎酒等众多著名企业提供战略与文化咨询！
……
──题记
艾丰老师是中国的名牌大家，也是《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社的“品牌顾问”。所以，有幸能与艾丰老师相对而坐，聆听他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独特视角，诠释名牌战略及中国名牌发展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好！艾老师！很荣幸能有这次向您学习和采访的机会，做为一名后学者，首先请教艾老师，怎样才能做一名好记者？或者说一名记者应具备哪些素质？
艾丰：经常有同行问我，怎样做一名好记者？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社会责任感。记者的素质我认为应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知识，知识表明他知道什么；第二部分是能力，能力表明他会做什么；第三部分是基本素质，社会责任感就是重要的基本素质。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因为你在广泛的领域作战。当然光有知识还不行，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人交往、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驾驭各种动态事物的能力。记者这一行，说得“谬论”一些，是不负责任和负责任相结合的职业。社会上所有的事他都可以“管”，也都可以“不管”。责任心强的记者，在社会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责任，对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有激情去钻研，因而他的题目总是多得写不完。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农业减产了，那是农民的事；产品质量下降了，那是企业家的事；火灾发生了，那是消防的事……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法律上，这些与记者都没有直接关系。别人不找他，他又不主动，这样的记者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记者不仅成不了学者型记者，连一般记者也做不好。
记者：作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第一任组委会主任，您策划并发起了这一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活动。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
艾丰：那是在1991年，国务院号召在全国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如何把质量品种凸显出来，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开展的全国性的活动。那时我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在1991年的第四季度新闻文化促进会会议上，我与各个新闻单位的参会领导针对“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进行磋商：国务院发起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新闻界应如何进行配合。大家同意首都新闻界开展一次大型报道活动，报道一年来在全国质量工作方面的进展，同时就一些实际情况进行深层分析，给中央决策提供一些参考。这个倡议得到各位同行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很快拿出活动方案。因为涉及到质量问题，首先要获得政府支持。我们拿着方案找到当时担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维臣，他把我们的方案又上报给当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的朱基副总理。一周之内，副总理批示同意开展这项活动。我被其亲笔点名，出任“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
“中国质量万里行”请薄一波同志题写了活动名称。曾有人就“中国质量万里行”名字提出异议，我回答说，中国新闻界为采访中国质量问题要做千万里之行，中国质量工作面临着万里之行，万里之行始于足下。
记者：是啊。万事开头难，“中国质量万里行”是如何打开局面，让质量被世人关注的？
艾丰：那是首都新闻界的大联盟。活动首先从质量问题切入，表扬质量好的，批评质量有问题的，决定啃一些硬骨头，第一炮打响是从三瓶酒开始的。第一瓶是啤酒，里面有24个田螺壳；第二瓶是威士忌，里面有玻璃茬；第三瓶是葡萄酒，里面有苍蝇。（十几年后，70岁的艾丰，谈起往事仍慷慨激昂，记忆犹新！）当初为什么要选酒来作为曝光点呢？因为食品直接影响到人身的安全。如果把这个质量问题揭露出来，一定能引起全社会的震动，使人们为之警醒。
1992年春节后，人们正式上班，注意力开始集中到工作上。时机到了，我通知各媒体记者，大家几乎同时发稿。众多媒体的集中刊发，犹如一枚枚重磅炸弹，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旗帜下，《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四大家，以及《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各大媒体参加，同时就一个事件进行集体出击，以前从来没有过。
记者：这三瓶酒借助各种渠道把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极致，因此，“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除了这三瓶酒的思考外，还有没有其他引起社会共振的报道事件？
艾丰：在三瓶酒后，还有一瓶酒——“郎酒事件”。在四川的偏远地区，有一家民营企业，郎酒酒厂，因为“假郎”、“野郎”太多，而且有地方保护，“真郎”这个名牌出现了危机，我们派去的记者采写了一篇“真郎斗不过假郎、野郎”的报道，稿件还没发表，当地政府部门就给我发来电报说：我们是老少边穷地区，千万不要曝光……”我立即回应：“老少边穷就可以搞假冒？这不是越假冒越穷吗？”
在当时假冒侵权是一大难题，连最高法院的批示都不能解决问题。我要求记者先向四川省省长汇报，报道发表以后省里派了庞大的工作组前去调查。但是，参加调查工作组的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其中有人认为没有问题，这样杳杳无期地等了两个月，“真假郎酒”之争仍无结果。我又想出新招，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此事。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批示一定要解决。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那些意见不一致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此后，“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影响之大，反应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预料，群众称：“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同志也及时给我们鼓励，在我的一份活动情况报告上批示说：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反映甚佳，可喜可贺。我已向总书记、总理和薄老报告。李鹏同志说：干得好，震动不小。希望再接再厉，推动“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
记者：在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哪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
艾丰：（回忆往事仍显得有些激动。）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那是1992年4月，我向薄一波同志汇报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情况，当我讲到要解决假冒伪劣问题就要狠批地方保护主义时，薄老点点头说：“对，但是还不够全面，还要注意协调地方利益。”
每当谈到质量与品牌时，我喜欢重述薄老的这句话。而这句话的确对我影响深远，他给我出了一个课题，那就是单纯的打假并不全面，还要注意协调地方利益。如何协调地方利益呢，薄老没有说，我把这当作薄老给我出的一个课题。
离开中南海之后，我反复思考薄老的这句话。轰轰烈烈的万里行打假活动在我脑中如过电影一般，历历在目。同时相伴而来的另一些事情令我灵光一闪。活动开始不久，就有一些名牌企业到北京来表示感谢说：“艾丰啊，质量万里行活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保护了我们……”起初，我还有点不甚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深切地感谢我们呢？审视来感谢我们的企业，我恍然大悟，制假分子假冒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假冒名牌，原来打假就是保护名牌！现在看来，搞打假时竟不知道是保护名牌，会觉得可笑，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当时就是那么不清晰，这就是我当时对名牌的认识水平。
后来，我写了《关于深入开展中国质量万里行的设想》一文，提出了万里行活动需要坚持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的方针。对名牌意识的宣传、名牌理论的研究、名牌法规的制定、名牌价值的评价、名牌组织的发展、名牌战略的实施等问题都做了阐述。
报告上送给薄老后，获得全面的肯定，而后又上送至当时的朱基副总理。朱副总理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非常重要的批示：“原则上同意艾丰同志的一些思路。质量工作是千秋万代的民族事业，要认真实践，不断探索。”
记者：真正的名牌活动是在什么时候打开局面的？
艾丰：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后，一些名牌企业纷纷致谢，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与同事们决定成立一个名牌企业自我保护的组织，并提出以“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作为宗旨。此建议得到企业普遍认可，并获得质量万里行名誉主任薄一波、和原副总理张劲夫及20多个有关部委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1992年6月26日，在北京京西宾馆，我国第一个名牌企业组织——中国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召开成立大会，发表了驰名商标保护组织第一届年会宣言——《名牌宣言》，用洪亮而激越的声音，宣布了“中国名牌”时代的开始。
此后的1992年到1995年的四年间，每年主持召开一次全国性大会，就名牌事业的发展推出一个又一个主题。其间又插入一些名牌理论研讨会，把我国名牌事业和名牌理论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1994年4月，在海南召开名牌战略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名牌战略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名牌战略”概念，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它的内涵。如果研究中国名牌理论的发展历史，这次会议不能或缺。
连续四年的重大活动，使名牌和名牌战略在我国空前地深入人心。一时间，企业关心名牌，消费者关心名牌，地方政府实施名牌战略，1995年国务院在制定《质量振兴纲要》时，特别把实施名牌战略、振兴民族工业作为重要内容写了进去。
关于名牌价值比较研究，是我倡导的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今天已经成一定气候。2001年，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成立，开始把推进名牌事业、实施名牌战略作为一项国策，进行有组织的推进。我被聘为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的副主任。2002年，为配合中国名牌产品的评价工作，作好企业名牌的培育孵化，中国工经联科技创新名牌培育委员会成立。我担任这个委员会主任，继续为中国的名牌事业发挥力量。
记者：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叫作《论宣传性现象》是出于什么考虑？
艾丰：所谓“宣传性现象”，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是在一定情况下，由于宣传和传播的影响和干扰而产生的或者是为满足某种宣传目的而人为制造的一类现象”。我认为，宣传性现象就是由策划产生的。我那时候没用这个词，但我研究的就是策划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我在论文中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外国人在我们的一家大工厂的污水处理池里面看见一群鸭子所引起的事情。外国人说，这污水处理得太好了，VERY GOOD， VERY GOOD！然后我们的记者拍了照，报道了外国人的称赞。这个消息发了以后，有人向总理告状，说这是假的，说这个水还是有气味的，鸭子不能在里边活，外国人来的时候抱进去，外国人走了捞出来，因为过太长时间这鸭子就要被薰死了。这样一件事，显然就是工厂一方的新闻策划。说它是新闻策划，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作用于宣传，作用于报道。如果我是总编辑，你是那个记者，我批评你，你怎么搞假报道？那你肯定要不服气，怎么是假报道？我去的时候，鸭子在里边，外国人说VERY GOOD，我一样都没捏造，全都是真的，所以我报道的就是真实。好，记者没有捏造任何一个“事实”，但是报道“事实”的新闻却成了“失实的报道”，成了一个假报道。报道了“事实”而出现假报道，这怎么解释？只能用宣传性现象来解释。这种“鸭子事件”，并不是个别的，我给它命名为‘宣传性现象’。
记者：在您策划的众多名牌企业中，最让您感到有成就感的是哪家？
艾丰：“青岛啤酒”。1998年我在青岛主持的研讨会，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把青岛啤酒做大”，青岛啤酒的名气很大，产量较小。为了迅速扩大规模，青岛啤酒应该走兼并之路。然而走兼并之路的最大难处是品牌问题，兼并后用什么牌子？当时，我提出了“船舱”战略，所谓的“船舱”战略，船舱结构的优势在于：效率是整体的，风险是局部的。兼并一个企业，他们的牌子不能整掉，做为一个分船舱存在，跟大舱不要打通，然后加两行字，贴在船首上，前一行是青岛啤酒系列，后一行是青岛啤酒监制。这样的品牌告示就解决了后顾之忧。在之后的两年间，青岛啤酒在这个基础上，一口气兼并了18家企业，生产能力从原来的90万吨一下提升到340万吨，重新夺回了中国啤酒行业老大的位置。因此有人说，艾丰主持的这次青岛啤酒会议，被称之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会议，更有人说是青岛啤酒的遵义会议。
记者：据说获首届“吴玉章奖”那本书，是您在医院陪护岳母时写出的专著？
艾丰：平时工作都很忙，很少有时间照顾妻子和女儿，在我读研究生时，岳母因为心脏病多次住院治疗。我就承担了很多照顾病人的工作。陪床期间，岳母在病床上休息，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床边写书。《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后来这本书获得了首届“吴玉章奖”，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
艾老师最后对《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提出了要求，强调说：“一定要把杂志办成高质量的品牌刊物，要多刊登一些科技创新与品牌有机结合的案例，对国家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对企业发展学习借鉴会有帮助。”